白色恐怖的清鄉運動,藉著抓匪諜及台獨的「思想犯」,眾多的抓耙仔就是幫助犯。多少台灣菁英被抓耙仔舉報而失去自由或生命。如今我們追求轉型正義,一部分就是要藉由檔案的揭密,揪出昔日為非作歹,甘做特務統治鷹犬,戕害自己同胞的抓耙仔。
台灣還未民主化之前,當我還只是個小學生,即因位於潮州火車站前的公路局潮州站的廁所被塗鴉「打倒三民主義」,警察可能覺得字跡像小孩子寫的,就把在場圍觀的我及同伴帶往五魁寮派出所(今中山路派出所)偵訊作筆錄,還要求我的家人將我的學校作業簿送去做筆跡鑑定,在筆跡鑑定完畢後又要我去派出所一趟,所長指著我在作業簿末頁的隨筆塗鴉,沒頭沒腦的訓斥一頓才放我回家。
我從小即有寫日記的「壞習慣」,我的幾本日記也因為這個事件家人恐懼被搜索,用一把火把它全部燒光了。
更荒謬的是因為參與黨外活動,我大概是全國唯一被民意機關(潮州鎮民代表會)表決為「台獨思想」,要將我移送地檢署及調查局的人。
還有一位從屏東調到台北的調查員,北調後某次招待僑胞南下,他深夜約我,兩人到了一處無人監視的地方(光春路橋),他告訴我在調查局裡,我的情資檔案大約有兩尺高。
後來才明白這些都是抓耙子的傑作,情資不外乎:我幾年幾月幾日曾經在林邊鄉竹仔腳與陳文成的父親見面、幾時和某某人去過○○海產店、誰找我以及我又找過誰…,女兒笑說真像現在的臉書「動態回顧」功能。特務治國神通真是廣大。
在潮州火車站的老家附近,就有一位鄰居向我坦承,他曾經每個月領五千元,負責抄錄所有進到我家友人的車牌呈報上去。有一些朋友因此都不敢來找我。
我自身的故事只是滄海一粟,相信有許多人與我有相同的噩夢,這個噩夢經過六十年竟揮之不去,抓耙子能夠繼續生存,才是台灣人真正的悲哀。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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